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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视中国教育差距:农村地区仅5%的学生可上大学

  发布时间:2012/4/10


  

 

 

    中国教育行动:不必等待炬火

  肖璇说,她现在最喜欢鲁迅的两句话:“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,只是向上走,不必听自暴自弃者之流的话,能做事的做事,能发声的发声,有一分热发一分光,不必等候炬火。”
  肖璇没有想到,自己的命运会被一张遮住的海报改变。
  2010年7月,肖璇已完成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学业,正为即将的去向烦恼。她不是没有工作意向,新加坡教育部、上海一家外国电影公司,还有湖北老家一些零零碎碎的工作,都在她的备选列表上,但她却无法下定决心,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,她总是觉得,“我还没有准备好”。
  快离开校园的一个晚上,肖璇在宿舍楼下瞥见一张被遮起来的海报,只露出一个照片的角,是一个笑得很淳朴的农村小学生。
  这是一个叫中国教育行动组织的招募海报。海报上写道:在中国贫困地区,数以千万计的孩子们无法接受优质教育。在中国主要城市,超过70%的学生可以进入大学,然而在贫困的农村地区,这个数字仅为5%。
  这些话击中了肖璇。
  肖璇当时还不知道,这个叫“中国教育行动”的公益组织,当时已在中国悄悄成立了一年多。
 
  从美国学来的“行动”
 
  2008年时,中国教育行动的名字还叫“美丽中国”。
  发起人之一Andrea Pasinetti,是个80后美籍意大利裔。2007年,20出头的他还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,申请到清华大学的IUP中文中心进修汉语。美国的老师给他取中文名潘勋卓,朋友们则习惯亲热地称呼他“小潘”。

 

    在普林斯顿读书时,小潘偶然地看到了一篇讲述中国农村发展的文章,庞大的人口,庞大地域,如何用统一的政策使如此广大的地区得到发展,这引起了他的兴趣。于是,他开始关注中国的新农村运动。到清华读书后,这成了他的研究方向和论文题目。为了深入调查,他邀请自己的中文语伴胡婷婷一起到农村去“看看”。婷婷当时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硕士研究生,是小潘在水木清华的论坛上结识的。

  他们最开始只计划走两三个村子,却一下子就走了五六个省,并没有想去考察农村小学的两个人,无意中走进了很多乡村小学。他们发现了一个普遍状况,无论在哪儿,大家普遍反映农村师资力量匮乏,好的老师或者招不来,或者招来了也留不住。
  20年前,小潘的大学校友Wendy Koop创建了Teach for America(美国教育行动)组织,旨在弥补美国各地因不均衡的教育资源而带来的教育差距。如今,美国教育行动已成为美国最大的民间教育公益组织,在各大名校中享有盛名,每年有近14%的哈佛毕业生和超过10%的耶鲁毕业生会申请这一项目,为美国教育平权运动做出自己的贡献。
  小潘对美国教育行动非常熟悉。他于是设想:如果中国也有一个这样的平台,招募优秀的大学毕业生,给他们提供专业的教学培训,然后输送到中国教育资源欠缺的乡村小学任教两年,会不会有人愿意去做呢?
  胡婷婷是第一个支持者。她来自河南一个小城镇,一路披荆斩棘考取了清华大学研究生,深知优质教育对改变一个人命运的重要性。第二个支持者是在清华进修中文的美国人温慧玲,她来自耶鲁大学,研究方向是中国农村和环保。他们三人后来成了中国教育行动的创始人和铁三角。
  第一场招募宣讲是在中山大学,本以为不会有多少人关注,但情况出乎意料,300多名学生将教室挤满,宣讲一结束,立刻有不少人报名参加。这给予了他们信心。
  2008年,中国教育行动的前身“美丽中国”公益教育组织正式成立,之后,又正式更名Teach for China(TFC),中文名称:中国教育行动。
  2009 年8月,第一期20 名项目老师前往云南大理州鹤庆县,他们分别来自复旦大学、中山大学、上海同济大学、北京对外经贸大学以及美国哈佛大学、达特茅斯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。
  2011年,中国教育行动已成为正式在民政部门注册的非营利组织,拥有150余名项目老师,分布在云南和广东汕头30多所中小学,教着超过万余名学生。他们希望到2015年时,能够拥有1000名项目老师,那将惠及15万农村学生。

 

    在天黑之前抵达梦想

  在中国一些人的心目中,去乡村支教被赋予的含义往往是“吃饱了没事干”。肖璇在做出参与中国教育行动的支教行动之后,接受了太多善意的劝导——这样的学历,这样的成绩,就付诸乡野、去教几个萌童稚子?
  为了解释选择的理由,肖璇跟老师、朋友和家人费尽了口舌。
  樊超群,华东师范大学的免费师范生。按照免费师范生的就业政策,必须和老家某个中小学签约就业,但樊超群认为,他的家乡不缺优秀教师,希望能去更边远的地方。为了既不违反免费师范生政策的规定,又参与中国教育行动,樊超群费尽周折,愣是劝自己的高中母校同意签约,允许他先去支教两年,再回来“服役”十年。
  樊超群的父母也持反对意见,他们从没到过云南,觉得是“化外之地”,到处充满危险。父母的担忧,同样发生在美国项目成员身上。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Mary Kohlmann告知父母将到中国某个山村学校教书的决定后,最初得到的反馈也是“不同意”,她家里没人到过中国,对在这里生活充满了不确定和担忧,他们甚至问她,生病了怎么办?
  事实上,有不少通过审核的人,最后都是因为无法抗拒家人的反对而放弃。这些反对,有的是因为不确定要将人生轨迹中断两年,对未来的影响会多大;还有的是因为不愿意让儿女到如此艰苦的地方去。
  但Mary说,事实上,这些提问和质疑都很有益——当你正头脑发热地觉得“那一定很好”的时候,需要有人来用这些实际问题让你清醒。
 
  他们不知道美国是另外一个国家
 
  肖璇经常穿红毛衣,戴绿围巾,梳着小丸子发型,却戴着柯南式的大眼镜。孩子们很快和她熟稔起来。早上,她带着学生晨练,看男生打球,教女生跳操。上课时,她带学生读《山海经》,“希望他们心里有个可以敬畏的东西”,下课一起跳皮筋、下棋、布置教室,把彩笔画到对方手上脸上。
  只要在教室,学生多半会把肖璇里三层外三层围起来,翻她的备课教案,看她给作业写评语,拿起肖璇的笔凑到鼻子上闻一闻再放回原位;中午到了,一起勾肩搭背去吃饭,拼命往对方碗里夹菜。
  小学的孩子们经常缠着另外两位美国来的项目老师问:老师,你周末要回美国家里去玩,周一再来教我们吗?这让项目老师们有些心酸:他们甚至不知道美国是另外一个国家。

 

    于是,肖璇在教室挂满明信片,有北京胡同、鼓浪屿、青藏高原,还有新西兰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……明信片周围,贴上了肖璇给学生拍的照片,照片中,孩子们手拿着写有自己梦想的卡片,“我想当火车司机”“我想去北极”“我想去贵州”…………

  事实上,让孩子认识外面的世界,是大多TFC老师最初要做的事情。2010年项目老师Emily Cole甚至动员自己世界各地的朋友给她所教的孩子们写明信片。那个学期末,Emily的学生们都学会了用英文写简单的自我介绍,在最后一节课上,他们亲手制作明信片,然后发往世界各地,明信片上画满了小学、水牛、山脉、甘蔗田……
  这些“外交明信片”成了小镇的一件大事。当第一张来自瑞士的明信片到达临沧市云县幸福镇邮局时,工作人员惊喜地宣布,这是上百年来他们收到的第一封来自海外的邮件。
  因为有美国项目老师,大部分项目学校都添置了英语角。大寺乡中学的英语角就设在食堂的屋顶上,墙上贴着一张大白纸,写满了单词。英语角活动时,Marry老师搬来了自己的苹果电脑,没有地方放音箱,就由Hayley老师用手举着,活动内容是观看Marry的家人在美国拍摄的美国家庭生活,父母兄弟姐妹先后亮相,连宠物狗都露面了。Marry甚至买了吉他,准备自学吉他,学会后教学生排练音乐剧,她想让大山的孩子能够用英语来唱歌,来自己编排舞蹈。
 
  一次有关家乡的调查
 
  在另外一所项目学校,鹤庆县松桂镇鹤庆二中,项目老师郝琳硕、李莹和美国人Colin,为了让孩子们更了解自己的家乡,共同探讨家乡发展存在的问题,发起了“让家乡的明天更美好”实践活动。活动设计分两个阶段:学生先以小组形式,寻找村子里的问题,并调查问题产生的历史和症结;之后针对发现的问题,制定一份解决方案。
  正当项目老师们准备大干一场时,一个学生问:“老师,调查怎们做?”郝琳硕才意识到,这里的学习生活中,从来没有涉及过做调查的知识和方法。
  计划迅速做了修改。学生们不懂如何查资料,就从培训他们利用书籍和网络做起;学生不了解村子的历史,就鼓励他们去问老师、村干部和村里的老人;调查遇到了困难,就与学生们分享励志故事,增加他们解决问题的信心。
  孩子很快就学会了有意识地思考,评选会那天,15组学生依次上台,通过小品、实验、海报,诗歌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展示了他们的调查报告,并提出解决方案,所调查出的问题涉及垃圾处理、水污染和赌博对生活的影响等诸多问题。
 
    郝琳硕没想到,一次调查比赛产生了惊人的结果。原来跟老师们说话时只会低着头的学生们,演讲时居然站在千余名师生面前侃侃而谈;原来只会死记硬背,现在懂得用自己的思考来阐述和解决问题;原来只知道在学校与家两点一线活动,现在养成了观察事物并发现问题的习惯。
  八年级的一篇调查报告这样写道,“I can,我能。我看到了理想给我的无尽力量,我好像又有了崭新的生命;We can,我们能。相信自己,就能创造奇迹,即使我们只有14岁。14岁的我们无所不能,因为我们有时间,有能力,有青春,有激情,我们敢拼敢闯,失败,又怎样?”
  让郝琳硕印象最深的是,七年级的学生杨华说:“人只要有梦想,就要用实际行动来实现,有问题,就要想办法解决。从现在起,我要奋发读书,寻找机会,改变家乡的现状……”
  评选会那天,松桂镇阳光灿烂。郝琳硕说,她从参赛学生们颤抖而洪亮的演讲辞中,听到了希望,更感受到,教育带来的改变,真的无法估量。
  孩子们哭了,谁都想去北京
  2011年,肖璇从大学同学处得知,中央电视台要举办一个企业家峰会,计划让一所西部小学的孩子为获奖CEO颁奖。肖璇很想为孩子们争取这个机会。
  她早已搜集准备了详实的学校资料,一直在努力申请合适的项目,帮助孩子们改善条件。她曾经获得过几笔捐款,还一直努力募捐为学校修建一个浴室,但她更希望能有机会把孩子带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。
  资料很充足,申请当天,肖璇就得到了肯定的回复:由她的学生到北京为企业家们颁奖。问题也随之而来,名额只有5个,宣布名单时,孩子们都哭了,谁都想去北京。
  10月下旬,肖璇带着一路晕机晕车的5个孩子到了北京。孩子们第一次见到了课本彩图上的天安门,还游览了北大。肖璇事先联系的北大同学极为重视这次特殊的“任务”,准备了六页纸的导游词,背下来,还提前一天进行了演习,“导(游)得极其成功,小朋友们就像疯了一样觉得北大太靠谱了”。
  颁奖典礼上,先播放了哨街学校的小纪录片,之后,主持人芮成钢采访来自哨街学校的5名学生,肖璇坐在下面,完全没听见孩子们说了什么,只是突然间泪流满面。
  几乎所有乡村学校都缺书,特别是适合孩子们阅读的好书,四处搜罗书籍是项目老师在课余最努力做的事情。在大寺乡大寺中学,TFC老师樊超群卧室的地上、床上,全是各地快递来的图书。这些书后来成为教室里的图书角,由班级里的学生自行管理。
  除了书,樊超群在网上征集的捐赠还有:篮球,乒乓球,以及一切对山村孩子有帮助的学习和运动用品。这让当地老师很受触动,校长施益位说,“我们在网上发帖都害羞,哪敢跟别人要东西。”
  一次,樊超群在一个女生的周记里看到,她很想买一辆自行车,爸爸也答应给她买,但那天晚上她等到很晚,却发现爸爸两手空空,带着一身汗水回来了。樊超群还记得这个女生是这样写的:“我当时没有责怪爸爸,但是我觉得非常心痛,为什么他要这么累,每天做这么多事情。”
  这个女生的妈妈得过一场重病,住院两个多月,花掉好几万块钱,还欠了不少债,而爸爸打一天短工只能挣六七十块;女生的哥哥在临沧读技校,女孩子负责所有的家务,课余时间还去打工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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